大明星迟志强流氓罪入狱4年

迟志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入狱，改变了他的人生。有意思的是，他入狱的原因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都是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正常性关系。甚至双方都是未婚，连通奸都算不上。用迟志强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放在20年后，他的事就根本不算是个事。听萨沙说一说吧。

红透半边天

迟志强于1958年10月1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父亲是一个警察，后来担任分局局长。因家庭原因，迟志强从小被严格管教，他的愿望也是长大当一个警察。迟志强从小就是个帅哥，少年时期就很英俊，是很多女同学的梦中情人（直到今天都是）。

初中毕业，奶油小生的长相加上天生的表演才能，他开始考虑从事演艺工作。正好此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招收演员，他经老师推荐报名，通过层层筛选，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培训班的学员。当时是70年代，社会上还在崇拜军人，喜欢英武强壮的男性。而迟志强却是儒雅温柔的另类。就是因为这个另类，让迟志强大受女性观众欢迎，他的事业非常顺利。

1973年，迟志强经过短期培训，参加拍摄了实习电影《艳阳天》。要知道，这仅仅是是他进入制片厂的第二年。

1974年，迟志强参加拍摄以反映大庆石油会战为主题的电影《创业》，在片中饰演技术员魏国华。该片在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放映，迟志强开始被人关注，他才16岁。

1977年，19岁的迟志强参加了影片《暗礁》的拍摄，饰演机智、果敢的公安侦察员陈敏。这是一部反特影片，讲述了我公安机关，粉碎蒋邦潜伏战略情报小姐破坏我远洋航行计划的故事。

迟志强英俊潇洒、面如温玉、演技高超，迷倒了一大片女观众。

迟志强事业的顶峰，是电影《小字辈》。在《小字辈》中，迟志强饰演一个消极落后、满腹牢骚、毛毛躁躁的公交车售票员。他表现极佳，压倒了其他所有演员。

1980年，《小字辈》获得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含金量大大高于今天的金鸡奖、百花奖）。凭借这部电影，迟志强与唐国强、刘晓庆、陈冲、潘虹等11名青年演员一起，获得“文化部优秀 青年演员创作奖”，受到了邓颖超、王震等中央领导人接见。

随后几年，迟志强事业越来越好。以他被捕的1983年为例，当年就在《顾此失彼》、《潜影》、《夕照街》、《最后八个人》等多个电影中担任主演，并为日本影片《人证》配音（八杉恭子的日本儿子）。

此时，他不过25岁，已经红透半边天。

迟志强自己回忆，他只要一外出，肯定被人围着：《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的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们演员和今天不同，都是半军事化管理，拍戏期间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不过，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你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除了普通影迷以外，迟志强每到一处，都会引起社会精英阶层的热情接待。吃客请饭是寻常事，更有各种高规格接待。当时很多高干子弟也很迷迟志强。他们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不同，非常优越，可以接触到很多老百姓碰不到的事物，享受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比如在文革中，林立果居然敢自己收听西方摇滚乐，他家中还有进口的29寸大电视，当时中国人有个8寸电视就绝对可以牛逼周边几条街了。

源于一次醉酒

迟志强和这些高干混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就出事了。

迟志强自己的写到：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赵联……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来南京演出，我也在南京拍戏，当时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能不能找几台车，送送我们。”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家车，所有车子都是机关单位的，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组织上安排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司机很机灵，他说你迟志强说话借车，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很痛快的答应了。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刘晓庆，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5辆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我很高兴，感觉特有面子。

我特别感谢大姐，要请她吃饭。大姐是军人，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能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来请你！

他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东北人，可是特别不能喝酒。每次都喝高，但还逞强。当然，这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大姐给了你这么大的面子，你喝点酒算什么。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有名的演员，但人家也是首长的女儿啊。结果，不能喝加上高兴，这就又喝多了。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她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我当时昏昏沉沉，一个劲就像吐，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司机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大姐就钻我被窝里了。说句心里话，我一年轻小伙子，心里又新鲜又渴望，也没有拒绝。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帮我按摩，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迟志强回忆，这次之前他还是处男。他有个空姐女友，但当时的人婚前一般不会有性关系（不然是流氓罪）。

迟志强写到：许多年过去了，我与大姐再没见过面，我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我的第一次。我当时开不了口，因为我这个人要面子，“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大姐，我后来知道的只是，在我以流氓罪判刑以后，她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开除军籍。

这件事以后，迟志强开始有些变化。他很年轻，初次尝到性爱和另外一种生活，很快陶醉了。

你情我愿，也算流氓罪

他写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有时候也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交、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没有做其他的，千真万确。

很快，迟志强又有了第二个女人：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她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是我的影迷，之前就很迷我。她一直跟我说，真没想到能跟你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这姑娘也是第一次）。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有女朋友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后来我知道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几个星期，同大姐和小C发生关系都发生在1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影响了一生。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我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1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一个涉世未深的壮小伙，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1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

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莫名被捕

当时是1983年，正是第一次严打的高潮时期。让迟志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成为严打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一天，在完县拍戏之余，我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突然，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迟志强运气不好，刚好撞在了枪口上。

他回忆：当天就把我投到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地上都是草。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根本不能接受，一下子懵掉了。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多次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想想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萨沙说，这时候采访的年轻记者笑了，迟志强也笑了）你们年轻人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命就没了。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警察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1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即便是被捕，迟志强仍然是个名人：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武警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公安分局局长）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当时也老实，心想着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其实他这事真不大。和他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女人，而且都是自愿的，不存在什么强奸或者耍流氓。跳舞倒是存在，也谈不上什么聚众淫乱。况且涉案多是高干子弟和明星，公安部门就想低调处理，释放迟志强，回去接受单位的纪律处分即可。

某报纸虚构情节，用舆论将迟志强定罪

没想到，一片报道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又过了若干天，某国家大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来采访我。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这个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法院还没开始审判，这边报纸就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胡写我如何把天真无知的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甚至强奸、轮奸。

报道一出，举国哗然：原来迟志强是衣冠禽兽。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已经试图低调处理。他们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你们单位接回去教育。接到电话后，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立即出发，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

公安局也没办法，私下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上级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

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

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很多事情，我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我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我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我写了个内参：“《中国**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

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报纸说的和法院说的应该是一样的。

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迟志强就这样开始了牢狱生涯，全家甚至女友也被严重打击：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气得要命，冲到我父母那里大骂：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害了我女儿！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当时认为我是流氓和强奸犯，她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迟志强在监狱中的遭遇也和普通烦人不同：在劳改队，我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我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 我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

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我呢？因为表现良好，4年徒刑减刑1年半，提前出狱了。

强奸犯的罪名背负一生

出狱以后，迟志强仍然生活艰难：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我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我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迟志强多才多艺，在狱中曾经创作多个歌曲和剧本。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狱中创作居然红了：接连拍了两部戏，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说不如录个磁带吧。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

磁带录完后，我没当回事，就跟李幼斌他们上长江源头、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等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铁窗泪》在全国发行得这么火。

《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

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当中，整整5分钟，我没讲出话来。后来我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我就唱不下去了。

我后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台了，观众根本不让她上来，也不让我下去，就乱套了。

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这种情景，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麻雀，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 我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觉得我星途坎坷，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许是觉得命运对我有亏欠，有加倍补偿的意愿；也许是觉得我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需要矫枉平反；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软弱——我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

很快，我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有人认为，迟志强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铁窗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次，迟志强心灰意冷，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由于这些遭遇，出狱后的迟志强变成一个特别老实的人：

你问我，现在风气变了，在一些应酬场面，我会不会找小姐。我告诉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2个歌迷追到我房间来，要陪我过夜，我才知道她们是小姐。好家伙！两个陪我一个啊！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我不想吗？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个月，难道我是和尚吗？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绝。我太太知道我，她说：迟志强是一朝被蛇咬过的人，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着周围的人，当着太太的面，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我就想，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