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光美家的家谱上,这样记载着她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长……王治昌是当时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北洋政府器重,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他被冠称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王治昌学识广博,熟读经史,敬佩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1925年8月20日,他的留日同学兼拜把兄弟、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愤而退出北京政坛,闲居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和妻子儿女们过起了平民隐居生活。日伪时期,他坚持不出仕为官。为了生活所计,他把相邻的两个院落先后出租,聊补炊米。解放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在京病故。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她贤惠豁达,教子有方,曾冒险掩护和营救过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她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董洁如的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
董洁如先后生下8个孩子,加上以前去世的夫人遗留的3个男孩,全家共11个子女。她对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前夫人的3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许多认识董洁如的人,都敬佩她为人的风格。人们没见她着过急生过气,没听过她高声讲过话,显得慈祥恬静,自尊不争。她对所有孩子视同己出,对家庭精心呵护,王光美耳濡目染,也影响了她以后的家庭生活和人生理念。在“文化大革命”中,老人惨遭迫害,被关入监狱达四年之久,1972年7月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中。
王光美的兄妹们
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每年入冬以后,是孩子们欢乐的溜冰时节。是时,孩子们每人拿个脸盆,争先恐后地去后院“泼冰”。有的孩子后来成了学校的滑冰队员。王光美除了爱好滑冰,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强健的体魄,是她后来战胜生活磨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王光美的十多个兄弟姐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四哥王光杰。后来改名为王士光,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20世纪30年代,王光杰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后来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姚依林、郑天翔等当时都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西南内地,王光杰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参加抗日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并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光杰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王光美还帮他收听收抄过。后来,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找到王光杰,让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地下党安排了一名叫王兰芬的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和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租房,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1948年王光杰从晋冀鲁豫根据地来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王光美见他需要手表,就把自己的表送给了他。四哥要王光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搞电台。王光美想了想说现在不行了,我可能要结婚了,并把和刘少奇的来往告诉了他。王光杰听了表情很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刘少奇是我们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杰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在电子行业德高望重。“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在秦城监狱被关了8年。在狱中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来。在监狱里的小纸片上,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足足钉了39本。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
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几位抗战老战士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其中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空军英雄,曾打落八架半敌机的王光复。此次中国政府邀请旅居海外的89岁的王光复和夫人来华参加纪念活动。胡锦涛主席给他们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五哥王光复,抗日战争中,他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是一位优秀飞行员。他在对日空战中,先后驾驶战机打掉日寇飞机八架半(半架指与另一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抗战期间,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记录是九架,王光复居于第二位,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
抗战胜利后,王光复曾回家一次。当时国共两党已现分裂,王光美和家里的兄妹们围住他七嘴八舌:你为什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投炸弹?王光复急忙申辩:“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投炸弹。”
王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深受重用,曾任空军大学教官、飞行监察室主任、空军总部作战处长等。50年代初,国民党知道了王光复和王光美的兄妹关系,他因此而受到排挤。王光复一气之下,提前退役,携妻子和一儿一女离开台湾赴美国定居。改革开放以后,王光杰去美国访问时,这两个多年站在对立阵营的兄弟俩,在美国相拥而泣。时空的变迁,使许多记忆和情谊消蚀,许多东西化为过眼烟云,但一切都隔不断血脉和手足之情。晚年的王光美和王光复的联系越来越多,她的影集中,珍存着许多王光复过去和现在的照片。此时他们都历经沧桑,拥抱生命的夕阳了。
二哥王光琦,曾为国民党总统李宗仁顾问,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熟识的胡珉父亲说,他要去北平了,但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珉父亲就推荐了女婿王光琦。当时国共内战时期,王光美的父亲非常谨慎。他多次盘问王光琦,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到一起。王光美和妹妹曾躲在屏风后面,好奇地偷听王光琦的解释。
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后,聘请王光琦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王光琦拒绝离开大陆而留下来。后在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六哥王光英,因出生时父亲正出访伦敦,所以取名“光英”。他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和他只差两岁,两人小时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充满儿时的欢乐。王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剧、看球赛,还当过拉拉队队长。他的朋友很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的房子,就租给了王光英一个同学宗德纯。后来王光英和他一起在天津办起了工厂。
王光英先后两次表示要弃商参加革命,都未得其果。1944年,王光英看到兄妹们追求进步,也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地下党的负责人崔月犁在北海公园旁边的路上,约他谈话。王光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笑着说:“你不是在天津办了工厂吗?”王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个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是在延安。”崔月犁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你到了延安,党恐怕还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的话,王光英留了下来。
1949年春,王光美陪刘少奇回到旧刑部街的家中,王光英非常高兴,穿上笔挺的西服,还为刘少奇买了一条围巾作为礼物。见面后,他对刘少奇说,自己刚30岁,不愿意当资本家了,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刘少奇听了对他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也可以为党工作嘛!刘少奇的几句话,明确了王光英一生的努力方向和座右铭。
“文化大革命”中,王光英由于和王光美的兄妹关系,被捕入狱达8年之久。改革开放后,他创办了中国光大(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围海造田等多项重大工程,参股建设了53层的京广大厦等5家酒店和大厦,从白手起家到拥有有百余家企业,使光大集团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晚年的兄妹俩仍一往情深,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当王光英说道,光美嫁给刘少奇,她无怨无悔时,王光美说:老哥,你也无怨无悔啊,你沾我的“光”沾得够戗!兄妹俩都有些动情。王光美见状对王光英说:我们先别动感情,我先给你拿点镇静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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