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鲜为人知的朝鲜战场经历，真没想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

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1951年年初，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他在没有和父母商量的情况下，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

也是个苦孩子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贫农成分，加上他当过兵的经历，无疑是他能够得到组织重用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曾对张春桥说过：“王洪文当过农民，打过仗，还当过工人，他的经历比你我都强。”于是有着“工、农、兵”经历的王洪文，逐步闯入了人们的视野。

小时是个放猪娃

1934年12月，王洪文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开源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东北人中，十个有九个祖籍都是山东，王洪文的祖上也是“闯关东”来到关外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到了王洪文他爹那辈，自己都说不清楚祖上是从哪里“闯”过来的了。

开源屯这个地方离当时吉林省省会长春很近。东北到处都是黑土地，肥沃富饶，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造了很多大型工厂，所以，东北的工业基础也相当好。但是在当时，开源屯的人还是非常穷，这主要是伪满时期的高压统治造成的。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一直都是贫农，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一年种下的粮食也足够家人填饱肚子了。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胜，娶妻杨氏。王杨氏嫁到王家后，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让家里充满了希望！

王国胜天性开朗、乐观，这和他喜欢看“二人转”有关。那时，东北的“二人转”经常演一些以古代历史故事为背景的戏，其中三国的戏比较多，有演赵云的，也有演关二爷的，反正无一例外，都是夸他们忠肝义胆、文武双全的。

王国胜对这两个人特别崇拜，他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辈子只能靠种地为生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像关二爷那样出人头地。因此，他给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分别带了一个“洪”字-大儿子叫王洪文，二儿子叫王洪武，三儿子叫王洪双，四儿子叫王洪全，听上去还挺讲究的。

王洪文出生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三年多了。日本人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国胜家里本来就清苦，这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王洪文后来回忆说，从他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直到四岁时，他还和母亲呆在家里，那时候，孩子到了四岁就要开蒙识字了，但是王洪文家哪来的钱给他上学啊？

五岁时，王洪文开始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就是乡亲家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经常一起玩耍，到屯子边上的河里去摸鱼、游水。在冬天严寒的日子里，就不出屋子，就在家里玩。

王洪文到了七岁，同一个屯子的孩子，家境好一点的都去念书了。而王洪文家里还是没有钱让他去念书。不仅不能去念书，王洪文还要承担一些劳动，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七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王洪文的姨嫁给了一个富裕的人家，正好需要一个小孩子给他家放猪。

当王洪文的母亲主动提出，想让自己的儿子给姨家放猪时，王洪文的姨父考虑，雇谁都是雇，自己亲戚的孩子来放猪更好。再加上王洪文从小就聪明伶俐，见到姨父叫得可亲了，他姨父一高兴，就答应了。

这样，王洪文在七岁时，当上了放猪娃。因为是在姨家放猪，有亲戚关系，他可以在姨家吃饭，算是给家里省了一些口粮。到了秋天，姨家还给他家一点粮食，算是工钱了。虽然没有挨打受骂，但遭白眼却是常有的。他姨的几个孩子因为家境富裕而有点儿瞧不起脏兮兮的王洪文。他们经常趁父母不在欺负他、数落他，但是王洪文并没有向大人告状，而是默默承受下来。

王洪文每天都和这几个孩子一起吃饭，但是人家吃完饭了去上学，而他吃完饭了就要去放猪。看到姨家的孩子能念书，自己却要去放猪，王洪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有一次，他姨家的儿子在家里读书，王洪文忍不住在边上看了两眼，立即遭到了几个孩子的嘲笑：你一个放猪的，能看懂吗，还是快去放猪吧！这句话，对王洪文的刺激很大。

后来，王洪文当了兵，有了学文化的条件。他很用功，在没有什么文化根底的情况下竟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和他幼年时就当放猪娃，眼看别的孩子能念书而自己却不能念书的经历有关，更与他受到他姨家儿子出言刺激有关。

十六岁，扛枪上战场

1948年，解放军占领长春。王洪文家的屯子里也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来了以后，把田都分给了农民。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偶像，大家一致的偶像就是解放军战士，男孩要是当了兵，全家都光荣。女孩要是嫁给了解放军，那也是“支援革命”。这就促使王洪文产生了参加解放军的想法，回去和父母一商量，他的父母也支持。

当时，王洪文才十四岁，不够征兵条件。王洪文的父亲见儿子当不成解放军，就想自己去参加解放军，但遗憾的是，他体检不合格。这样，父子俩都没当成解放军。但是当解放军的想法却牢牢地在王家父子的心里扎了根。

十四岁的王洪文没能当上解放军，只好在家继续务农。父亲身体不好，王洪文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起了家里大小事务，加上屯子里互助组的帮助，田里的农活也没耽误，到秋天收成也很好，一家人在这一年就吃饱穿暖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

1951年年初，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也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报名后回到家里，才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王国胜听后，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他高兴的是，王家终于出了个解放军。担忧的是，王洪文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的活就没有人干了，一家的生活会很困难。而王洪文才十六岁，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十分危险，很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但是最后王国胜还是支持王洪文去当兵。屯子里的互助组也决定开展拥军拥属活动，帮助王家干地里的活儿，王洪文也就放心去当兵了。

王洪文要走了，他的父母流着泪送到屯子边上，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拉着他的手不放，王洪文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流泪。

到了朝鲜战争后，王洪文当了一名通信兵。通信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经常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阵地上去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但是王洪文人很机灵，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而且在这过程中也没有负过伤，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后来，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为了丰富志愿军的业余生活，决定组织乐队。按照部队首长的决定，王洪文去了乐队，学习吹号。此后王洪文便经常随乐队到前线演出，和前方战士一起搞联欢活动。

在这些方面，王洪文表现得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王洪文很爱学习，不懂的，就向文化水平高的人请教。这样，几年下来，王洪文倒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历史知识。

后来，组织上见王洪文表现很好，就吸收他入党，不久，又提拔他当上了军官。

闯上海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回到祖国。王洪文的家人一直等不到王洪文的消息，开始着急了起来。后来，王洪文给家里来了信，说他的部队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这下家人才安了心。

1956年，王洪文随部队回到了东北老家。

“爸！妈！儿子回来了！”王洪文还没进家门，就扯着脖子喊。

来到里屋，发现母亲正坐在炕上掉眼泪，弟弟妹妹们都在，也都表现凝重，见到他回来，完全没有喜色。

“你们都怎么了？爸呢？”

“哥，爸爸三年前就去世了。”王洪武率先开了口。

“什么？”王洪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们怎么都瞒着我呢？”

说着，王洪文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原来，长期身患重病的父亲，早在在他入朝作战的第三年就去世了。考虑到王洪文在战场上，不能分心，家里的人就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王洪文。王洪文跑到了父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乡亲们都知道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还当了官，大人小孩都挤在王家窄窄的门口来看他。

在家里呆了一些时日，按部队规定的时间，王洪文又返回部队，等待分配。当时，国家建设正需要大批人员。王洪文回到部队不久，就得到通知，让他去南京集训。

1956年9月，王洪文穿着部队发给他的军装，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和日用品，到南京参加集训。短期的集训结束后，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十七厂在当时是一个大工厂，员工有几千人。没几天，厂里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分配他到第二纺织厂做保全员。听到这个话，王洪文一愣。他没有想到会这样分配。按他的想法，自己当过军官，又是党员，怎么也得安排个干部当当吧？怎么只让他当个保全员？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建设热潮前夕，工厂正缺少技术人员。组织上让他去当保全员，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但是王洪文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也只能服从。第二天就到厂里去报到了。

当上了保全员的王洪文不懂技术，怎么办？学呗！他开始读纺织机械保全技术方面的书籍，不懂的，就请教老技术员和老工人。带他的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也很热心教王洪文。王洪文年轻，脑子也聪明，加上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保全员需要的技能。

王洪文靠着自己的拼劲，得到了厂里的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不久，在车间党支部改选时，二十几岁的他被选为党支部委员。

不久，王洪文就和厂托儿所的一位保育员崔根弟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

后来，王洪文被派去崇明岛开垦劳动。开垦的生活很艰苦，但是王洪文却干得格外卖力。四年之后，围垦劳动结束，围垦大军要撤回上海。但新建起的崇明农场，要留下一些人在这里当干部。组织上考虑到了王洪文，但王洪文不同意，坚持回上海。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上没有强留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在1964年离开崇明岛回到国棉十七厂。组织上给王洪文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到厂保卫科当干事，从此，他由一名普通工人成了一名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