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需要无能和窝囊的领导人

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黎元洪生于湖北黄陂木兰乡东厂畈，14岁随父移家北上，寓居天津。19岁时，黎元洪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从此进入军界。

在军队里，黎元洪混的不错，因为他人聪明，有文化，一路青云。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

如果没有1911年武昌的那场起义爆发，黎元洪也许会在清王朝中安稳度日，混得好，弄个督抚大臣也未可知，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有两把刷子的人，身后还有朝廷重臣张之洞做靠山。

武昌起义的枪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时，他4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被突如其来的洪流推到了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大元帅的位子上，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

他不是推翻清王朝的策划者，甚至不是知情者也不是支持者，但是，这个胜利果实却砸中了他。

当然，如果说，像后来很多稗官野史记录的那样，黎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的话，胜利果实也不会掉到他的头上，即使掉在他的头上，也会把他砸趴下。

可以先从他的“黎菩萨”的绰号谈起。

菩萨，除了形容面相之外，还有尊敬的成分在其中。中国人烧香拜佛，拜的就是菩萨。而黎元洪在当时几乎被公认是一个人品出众的人，这才是他被推为都督的原因。

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显现出来。

在学业方面，他刻苦用功，学习成绩遥遥领先。最难得的是，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有些朋友对此不解，他坦然回答：“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

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

如果真如严复所说，黎元洪才不足，很难解释他的官运亨通，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

他的才能特别是在朝廷的两次秋操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彰德和太湖两次秋操对垒赛中，“南军”总指挥黎元洪每次都大败“北军”总指挥段祺瑞，黎元洪也因此在朝廷声誉鹊起。

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

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湖北官场掀起了一场向新总督献礼的高潮，黎的上司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惟独他仅仅凑上数元“意思意思”。但是转过身来，他却为武汉的灾民捐出了三千两银圆的善款，这是他整整半年的俸禄啊！黎元洪对上级不会拍马逢迎，对士兵却关爱有加。他的一位士兵，因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这名士兵悲痛之中想追随母亲而去。黎元洪知道这一消息后，亲自去慰问这名士兵，并拿出八十银圆让他回家葬母，后来还让这名士兵进入军校学习。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

如果说，黎菩萨是说他宅心仁厚，宽以待人，黎屠户就是说他的霹雳手段。

黎元洪行伍出身，也曾经是怒目金刚。

他是上过战场的人，在甲午战争时，他作为一个低阶军官，随着舰队去支援北洋水师。还没有到达预定的地方，就遭到了日本人军队的袭击，其他的舰船跑的跑，沉的沉，只有黎元洪所在的战舰死战到底。结果寡不敌众，军舰快沉的时候，他勇敢地选择了做烈士，跳海自尽。

不过，他大难不死，海浪把他冲回岸边。

黎元洪活了下来，却成为了清王朝的替罪羊来，被关了一年的大牢。

从那个时候起黎元洪就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头当英雄不如缩头做狗熊。

“泥菩萨”就是这时炼成的。

当然，“黎屠户”这个贬义绰号主要来自1915年，他在副总统任上，因为对共和体制的认识不清，以及自己揽权自重的心理作祟，他把屠刀挥向革命功臣，诛杀张振武，枪决朱六制，镇压二次革命，从而多了一个“屠户”的绰号。

相对于“泥菩萨”，屠户是说他的硬。他在没有了兵权的情况下，有时候也还是硬的起来的。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并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月15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文中称：“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盘名茂典，王其敬承。”袁世凯的这招棋非常高明，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但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如果将其拉下水，为自己“民国变帝国，总统变皇帝”的戏法造势，其影响可想而知。

但令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黎元洪竟然不买这个账。

册封令颁布后，袁政府文武百官在国务卿陆征祥的带领下到东厂胡同黎宅祝贺，黎元洪对他们说：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就退入内室，不再露面，陆征祥等人只好悻悻而去。随后黎元洪又命手下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袁世凯需要黎元洪给自己捧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2月19日，又命步军统领江朝宗去东厂胡同宣封，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将此事描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朝宗捧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齐打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堂门。”

依湖北方言，“黎”与“泥”同音，所以，黎元洪的“黎菩萨”有时候又是“泥菩萨”。其实按照他的“屠户”性格，他应该不甘心于当“泥菩萨”，但是，在那个靠枪杆子说话的年代里，没有了军队，是硬不起来的。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黎元洪完全是个弱势总统。

段祺瑞规定，总统府的各种信件，包括总统私人信件，得先送到国务院来，由他先检查一下。黎元洪知道了很恼火，但无可奈何。

黎大总统也想网罗人才，但是总不能如愿。比如他想请梁启超当总统府秘书长，一个月给开2000块现大洋，这可是一大笔款项，结果梁启超何等聪明，他看出来总统只是傀儡，所以没有兴趣蹚浑水，一拖再拖不答应。但是，段祺瑞出面请梁启超到国务院就职时，梁启超却欣然同意。

黎元洪气得不行，但是无可奈何。

府院矛盾的爆发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中国要不要对德宣战呢？黎总统主张不宣战，因为他知道国力羸弱。段总理主张宣战，他攥着兵权，宣战以后，军队的地位会更高。

段祺瑞想了个办法，他把各省的督军招来，集体向黎元洪施压，我们同意宣战。可黎元洪这个时候保持了少有的强硬，坚持不同意。

但是，英国的报纸揭出了一个秘闻，说段祺瑞跟日本的军政府签了一个协议，有一亿元军事借款，而这个事根本没通过国会。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罢免了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

段祺瑞拥兵自重，不吃这一套，带着自己的兵驻扎在天津，公开和黎元洪分裂，扬言要打到北京。

手中无兵的总统就是“泥菩萨”，黎元洪吓坏了，只好向著名的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借兵。没想到的是，张勋有自己的算盘，进了北京，把黎元洪撵下来，把宣统帝捧上台，复辟帝制。

这倒是又给了段总理杀回北京的理由。

段祺瑞本来已威名扫地，借打“辫子军”平定张勋复辟的事情，又重新抬头了。黎元洪反而不行了，他从大总统位置上灰溜溜下台。国会不少人说就是他把张勋弄进来的，甚至说复辟帝制都是黎元洪指使的。黎元洪威名扫地。没办法，只好回天津去了。

灰溜溜离开京城，坐实了“泥菩萨”之名。

之后的几年里，北京城走马灯似的换总统，黎元洪又有机会回到总统宝座上，很快又被赶下台，原因还是因为此时他已经是彻底的“泥菩萨”了。

不过不当大总统的黎元洪却是经商奇才，他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成了富翁。

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没有想讲他的历史，历史有大量的书可读。只是想从概括的历史中，讲几个道理。

从黎元洪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有枪便是草头王，靠枪杆子说话是硬道理。没有了枪杆子，哪怕贵为大总统，也当不了屠户，只能当“泥菩萨”；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而历史的记录者出于种种原因，总会留一点漏洞给后人。就拿黎元洪来说，在后世的很多记载甚至教科书中，都被说成是无能小人，伪君子，是武昌起义军从床底下拉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历史人物，要全面看，也要用史实来作出准确的评判，而不是人云亦云。

再就是，有时候历史也需要无能和窝囊的领导人，或者是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领导人。这一点从黎元洪身上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黎元洪应该是在当时风云际会的条件下，能够被各派所接受、达成平衡的唯一一个关键人物。尽管他没什么实力，尽管他的手段不够狠辣，甚至有些窝囊，但是历史还是把他推上了潮头。

严复是黎元洪的老师，对他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他曾评价黎元洪说：

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