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描写精致时代剧的名导爱德华·兹威克凭《最后的武士》一作打破自己所有电影的票房纪录,片中演员阿汤哥、渡边谦各自以收放自如、内敛的演技分别入围金球奖、奥斯卡奖,但除了演员以外,参与幕后的日本裔工作人员仅只一人,拍摄的外景也改于新西兰。
这部典型的三幕剧是由《角斗士》编剧撰写 ,但多年后的现在再次观赏,发现其只是将旧作《光荣战役》的故事设定挪到日本,比起南北战争的内乱更晚发生,故事内文明与野蛮的权威冲撞如同《赛德克巴莱》《阿凡达》《泰山》,但角色内心的挣扎有较多发挥,前半小时主要体现了阿汤哥训练军队这个错误的决定,并于将近一个钟头,描述如何在困难的抉择中转换心境,到最后才解开所有心理问题,男女主角对于自身的现实都是从无法接受,到挣扎以及释怀,这就是三幕剧的古典形式。
对于和平一事,阿汤哥所饰演的耐森纵使击退了印地安酋长的叛变,但却对逼他滥杀无辜的长官满怀痛恨,激进式的逼迫教学冒足了风险,只能靠酒忘却伤痛与阴影,借着青蓝的晃动画面显示出回忆所带来的纷乱情绪,搭配着落雨的背景,渡边谦切腹时的所出现的樱花,在花语中代表了日本人在最繁盛灿烂时凋零的价值观,赞扬“永不放弃的生命、命运轮回”的高尚,即使死也要出淤泥而不染,就算牺牲生命也要维护受遗忘的名誉与美德,我想, “回忆”与“樱花”这两点都是导演借镜头表达的远见,它不像一般史诗片所强调的输赢,而是在于战后的疗养,到了中半段耐森重回美国军营后,他才发现待在日本村庄不用打仗的美好,就算对方开出再诱人的条件,也无法让他抛弃那如梦似幻的仙境,而耐森剑上刻的中文字「今古有神奉志士」,是渡边谦想到的最后一句俳句,也是对和平所下的结论,因为没有剑就没有武士的灵魂与日本,即使1876年全盘西化条约的驳回无法避免武士时代的结束,但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继承在阿汤哥的心中,虽然最终他回到了祖国,但内心永远与女主角同在,他厌倦了战火,却是个爱上异国风情的欧美人士,就像《谎言之躯》里的李奥纳多、《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的彼得奥图一样,对于美国这喜爱宣扬军力的世界警察不屑一顾。
片中最细腻真挚之处在于民族的研究,编剧将其分化为文明人与野蛮人,渡边谦饰演的胜元看似杀死残兵败将的残酷举动是让他们死无遗憾,而非野蛮,并藉由胜元一行人对比出美国长官坐视让属下战死并不投入战场的无情,另一方面文明人的野蛮,在于不管耐森是否同族依然照样攻击,不过凡为人,都无法抹灭种族的道德与感情,战乱最后连敌方属下、天皇都被其不屈不挠的态度感化而脱帽行礼,包括对印第安人毫无同情的随扈翻译也不忍心看见骨肉相残的局面,再次思考,或许印地安的割头皮与日本对切腹者的斩首都只是习俗,因为文化是不能以外人的客观角度作为判断,唯有实际融入当地生活的主观意识才能明辨是非,可谓「旁观者迷,当局者清」,所以才更该与胜元一样“深入学习并了解自己的敌人” ,但国际间通用的法则,就是不报上大名是种无礼。
次之,风俗的差异也是帮助人们增广见闻的途径之一,除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制度 、村规与家规的切割外,同样都是战士,每次害怕战争的耐森,都因恶梦纠缠无法安然入睡,但与他做了相同行为的胜元却从不亏心,而耐森与胜元唯一相同的,是不畏死亡甚至是求死的热切,他们都想寻求内心的平静与祥和,两人都能称的上「最后的武士」,耐森在俘虏的期间被敌对的朴实与热情招待感动,并懂得一报救命之恩,即使当时他尚未深受环境薰陶,但仍然看到了他心中的西方武士道,另外片中也强烈展现了东西方的生死观,亚洲人认为如何活着的态度比死亡的方式更为重要,女主角爱上杀夫仇人,是因为他相信丈夫光荣战死,绝非像洋人所为会耿耿于怀。
由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推断,传统与革新之间必有不合,明治天皇的忘恩负义对比了连当地小孩都能理解的武士道道理,他因追求现代化而导致组织发展的变革,逼迫胜元从保守派转为反抗派,但事实上被视为叛军的胜元反而才是对国家、对天皇最衷心耿耿的侍奉者,还好改革派的天皇并非扶不起的庸君,在最后关头懂得饮水思源,不愿忘本,让观众思考到“当我们的文明进步时,其同时也因扼杀慢慢流失”,放眼全片,后半段的两场刺客暗杀戏码相当紧凑,让女主角不再只是个花瓶,整体传神的文化解读洗去了美式的霸权主义,更没有像《艺伎回忆录》《浪人47》等历史剧曲解的如此严重,令人在汉斯季默的执行配乐中听见了真实的东洋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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