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安全局，已经演变成国民党军统？

俄罗斯重要智囊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娜近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大街上遇刺身亡。据说刺杀者原本目标是杜金本人，但因为父女二人临时换车才误中副车。

俄联邦安全局经过短短两日调查就宣告破案。根据俄方说法，刺客是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43岁，女性，亚速团团员，受雇于乌克兰安全局（SBU），作案前带着12岁的女儿潜入莫斯科，事后一天就和女儿一起逃亡到了爱沙尼亚。

这个说法多少有点离奇，而乌克兰当局这边则立刻予以否认。同时，俄国一反对派组织则认领刺杀。但据相关人士分析，该组织恐怕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于是，关于凶手为谁完全成了一团浆糊。

乌鸦中肯地分析一下，这次恐怕SBU并不是凶手，考虑到目前渗透到莫斯科的难度很大，如果SBU想尽了办法把这位堪比阿汤哥的特工搞进莫斯科，他们这个标靶定得也太离谱，只杀个杜金还杀错了，实在是不值当。

当然，虽然SBU未必杀了杜金娜，但他们最近也真没闲着。不但没闲着，简直是杀疯了。

自从俄军撤离基辅，双方已经稳定在了赫尔松-顿巴斯一线，进入了一个相持状态。而俄军为了稳固新占领区的统治，开始在当地组织亲俄政权。

这当然是乌克兰方面不能容忍的，为了阻止这种新建制的出现，SBU受命在俄军占领区内暗杀一切胆敢与俄方合作的人。

就在杜金娜遇袭之后不到3日，俄占扎波罗热州一名与俄方合作的市镇长官就被SBU炸死。汽车座位下面安放炸弹，死法居然和杜金娜一样……

赫尔松市亲俄市长弗拉基米尔·萨尔多更加倒霉，泽连斯基亲自下令“锄奸”，SBU将此人视作重要标靶，从上个月到现在，这位老哥遭遇了两次暗杀。

第一次暗杀，是萨尔多坐车出行的时候碰到了个地雷，但随行的安保人员很轻松就把雷给排了。

第二次他运气就没这么好了。近来有不少莫斯科大佬都跑来赫尔松露脸，毕竟这座城市是开战以来俄军最大的收获之一。

萨尔多颇有自觉，每次都置办一桌大菜让京城大员们吃饱喝足，最好能乘兴而来，乘兴而去，好让人家能在克林姆林宫给自己美言几句。

但毕竟大战刚过，厨子们要么跑了，要么在乡下躲着，萨尔多的小厨房里人实在是不够用了。几顿招待贵人的席上要么是牛排烤老了，要么是奶油杂拌整糊了，搞得市长大人很没面子。

无奈之下，萨尔多亲自带队遍访赫尔松名厨。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有一位名厨，开战以后一直留在赫尔松。大喜过望的萨尔多迅速派手下的民兵把这位大哥“请”到家中，还亲切地对民兵队长表示，他要不来就把他全家都“请”来。

在萨尔多的亲切说服、热情邀请下，这位大厨来到了市长官邸。萨尔多琢磨，这厨师虽然有点儿名气，但还是得让我先尝尝菜把把关，万一他名不副实，怎能让上人见喜？

于是，大厨洗手作羹汤，来了个明厨亮灶，不长时间就做好了一桌法式大餐。萨尔多一尝，发现味道也是没说的，非常高兴的市长大快朵颐了一番。

万万没想到，市长吃痛快了之后，想去厕所更痛快一下，但刚推开门，还没走到马桶边儿他就不行了。除了思绪混乱模糊外，就连四肢指尖也失去了知觉，因此被紧急送进了位于克里米亚辛菲洛普的医院当中，紧接着又用药物强制昏迷，送往莫斯科观察。

原来，这个天杀的“名厨”竟然是SBU的线人，他之所以现身赫尔松，也是SBU投萨尔多所好，专门安排过来的。

所以啊，当你想睡觉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枕头，可千万别着急躺下……

赫尔松州亲俄政权的青年政策局局长也在最近被一发老式地雷送上了天……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已经有不下50位亲俄人士遭遇了SBU的暗杀，目前俄占区内的亲俄官员，堪称是人人震恐了。

但是，尽管SBU大杀四方，却并不能阻止俄军在新占领区建立亲俄政权的行动。而毫无节制的暗杀行为一方面误伤无辜者，另一方面也使得俄军进行愤怒的报复，总之受害的都是乌克兰民众，这造成不少占领区内的乌克兰人对泽连斯基政权非常失望。

长久来看，这种暗杀可谓得不偿失。

而与乌克兰安全局曾干过一样活计的人们，咱们都不陌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

军统全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于1938年。不过，早在1937年淞沪大战之前，戴笠就开始了在上海的秘密布置。

1937年戴笠分别电上海区陈质平、王兆槐部署工作：“中日问题，和平无望，华北大战，即将开始，沪上为国际间谍活动之所，而租界当局，遇上海发生战事时之态度与措施，均须预先明了，当此国难严重至于极点之时，弟极盼吾兄振作精神，鼓起勇气，积极活动。”

戴笠在上海留至最后南市沦陷，才从香港转至南昌。除已布置南京潜伏组织外，还下令以徐人骥、胡子萍、郭履洲、郑修元、刘醒吾、萧漫留等六人组成留守随节组，联络各方收集重要情报。

在戴老板的缜密部署下，军统局在上海沦陷区内拥有了巨大的势力。到1939年，上海军统已发展为拥有交通联络组22个，电讯4台，技术室1个，会计室1个，情报5组，行动8大队等50余个单位，在编人员1000多名的庞大潜伏组织。

上海由于沦陷较早，一些亲日汉奸倒行逆施，有恃无恐，活动十分猖狂。

戴笠严令军统上海区，对所有恶迹昭彰的大汉奸及镇压抗日力量的伪特工特务坚决予以制裁，希望起到威力震慑的效果，打击敌伪的气焰，振发沦陷区民心士气。

于是，从1939年1月开始，军统锄奸队重拳出击，开始了锄奸行动。

1939年1月21日，汉奸陈宁潮与家人在自家餐厅用餐，4名军统特工突然闯入，与陈宁潮对话确认其身份后，拔枪对其射击。陈宁潮随后被家人送往广宁医院救治，但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1月23日中午，虞洽卿路北泥城桥附近，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探长黄福生乘坐自备包车出行时突然有两名特工向其开枪射击。首先约开6、7枪，黄设法躲避，继而又开5、6枪。黄的后腰及头上两处，各中一枪，流血倒地。

1月29日下午，伪维新政府参议马育航在贵州路新新旅馆6楼605房间内被击毙。马被击毙时身穿衬衫，外罩灰色呢子夹袄，下穿白色的单裤，脚着一双拖鞋。看现场情况像是刚从床上起来，即被击毙。

2月1日上午，沪西越界筑路区，被刺杀的汉奸为伪上海市政府所属伪警察局治下之第二侦缉分队长耿寿宝。

此案发生在极司非尔路、康脑脱路转角的忻康里内，该处为日伪势力下的烟赌中心地带。当时该伪侦稽队长正从里对门419号平房家中率同保镖4人步入该地段，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爱国青年7人迎头轰击。

刺客先将随同耿寿宝入内的保镖一名击伤；该保镖受创之后，知事不妙，立即带伤逃逸；其余三人立即拔步狂奔，不知所踪。而耿寿宝，正想躲避之时，子弹已经飞来。一中面部，一中胸部，耿立刻重伤重倒地，顷刻毙命。

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执行锄奸工作的爱国青年7人，见目的已经达到，一面散发大批爱国传单，一面向空中开枪示威。事毕后从容逸去，真真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2月5日，伪上海市社会局南市区办事处主任兼难民给养组组长朱某某在沪西忆定盘路诸安浜九十四号被刺杀。

2月6日，日本新闻检查所顾问钱华在公共租界跑马厅路、虞洽卿路口的跑马厅路畔被枪击。

短短十余日，数名汉奸被毙于闹市之中，上海市敌伪高官尽皆丧胆，沦陷区民心士气为之一壮。

军统却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一名被蒋介石勾了名字的大汉奸已经上了军统的锄奸名单。这次刺杀非同小可，戴笠出马亲自部署，军统上海区大佬王天木与赵理君负责指挥，知名刺客刘戈青执行。

得到军统如此重视的汉奸，正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民国着名外交官陈箓。

陈箓也不是天生反骨，他出生于1878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时代，历任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外政司司长、外交部次长、代总长、驻法公使等职，算是民国早期知名的外交家。

然而，1928年陈箓卸任驻法公使归国，由于他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颇多龃龉，蒋介石对这位老兄不甚信任，导致整整十年之间陈箓并未被委以重任，只在短期内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顾问和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等虚职。

可想而知，这位自负大才的外交官是何等怨怼。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箓留在了上海。1937年，上海、南京沦陷，已过花甲之年、静极思动的陈箓与梁鸿志、温宗尧等人，于次年筹组了伪维新政府，并很快同意出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同时，他的儿子陈友涛也担任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的总务司司长，父子俩就这样一起跳进了罪恶的深渊。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伪政权，于同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出任傀儡政权的行政委员长一职。

由于陈箓以前的显赫经历，他的投敌被认为是日伪方面的重大胜利。凭借以前在北方任职时所建立的特殊关系，陈箓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竭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傀儡汉奸政权合流，以便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因此，他又被任命为南北总长。

彼时抗战形势并未明朗，国际上大战也没有爆发，如果一个统一的汉奸政权在敌占区成立，对于重庆方面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盛怒之下，蒋校长掷下严令，定要斩除此逆。

有了蒋公的死命令，戴老板不敢怠慢，派出自己的结义金兰王天木出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并让心腹部下赵理君协同，刘戈青负责执行。

说起这个刘戈青，他是福建人，其父刘建寅出生于台湾云林，曾在辛亥革命参加攻打漳州的行动，又于民国成立后担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堪称“根蓝苗正”。

1935年，刘戈青进入军统临澄特训班，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在王新衡等手下担任行动工作。

刘戈青认为，刺杀陈箓不可在外伏击，因为此逆与其他汉奸身份有别，随扈阵容庞大，保镖众多，每逢出行前呼后拥，很难找到下手机会。

而陈箓久居上海，他的私宅内仆人随从众多，社会联系复杂，颇有操作空间。如果想要成功锄奸，只有直捣黄龙一个办法。

果不出刘戈青所料，没费多大功夫，他就发现自己有个东北朋友与陈箓的一个东北随从素有交情，于是便晓以民族大义。很快，一张手绘的陈家住宅平面图就顺利到手了。

与此同时，刘戈青还获知，每逢大年初一，陈箓必定会在家中举行祭祖仪式，于是，刘戈青决定，就在这一天动手。

2月18日，陈箓从南京打电话到家中告诉要回家过年。刘戈青得到陈箓已经到家的确切消息后，立即通知徐国琦、平福昌等7人于19日大年初一上午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商议行刺计划。

下午6点8人如约行动，相聚在陈箓家附近的酒吧观察情况，等待机会。当日细雨蒙蒙，晚7点，刘戈青等伺机扑向陈箓家大门，直接控制住了门口的警卫，还换上了他们的衣服。

此刻，陈府上下一片欢声笑语，陈箓正陪着全家老少在客厅里等候着，待时辰一到便开始祭拜祖宗。

由于对陈府早已了如指掌，刘戈青一干人等轻而易举地潜入厨房，穿过过道，直接冲进了前厅。陈箓看到两名身穿保镖衣服的男子冲了进来，正要张嘴训斥，只见其中一人甩手就是一枪，陈箓猝不及防，应声倒地，同一瞬间，另一个年轻人飞奔过来照准他的头部又是一枪，陈箓当场毙命。

随即，两名刺客一边扔出标语似的纸条，一边向周围战栗的人们说道：“别害怕，我们是杀汉奸！”之后，便夺路而逃……

被重点保卫的“外交部长”竟然被军统的特工刺杀，敌伪官员的震惊与恐惧到达了极点，一时间，上海的汉奸都不敢出门了。

胆小如鼠的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竟然连上厕所大小便都要有人在门口和窗外把守戒严，成为一时笑柄。

（《五号特工组》里还特意拿这厮开了个玩笑）

军统的刺杀还是趁得上一句“振奋了民心士气，震慑了敌伪气焰”。

然而，“铁血锄奸”的军统，从大面上来说，结果却是汉奸越杀越多了。尽管大小汉奸被暗杀者不下百余人，但统一号令占领区的伪政权依旧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于南京开门。

说到底，利用暗杀让敌伪高层恐惧是有可能的，但想仅仅靠暗杀吓阻沦陷区人士与占领军合作却是不可能的。毕竟日本侵略者真要杀人那可是比你这暗杀嚣张得多了，还要比谁更能“吓住”人吗……

而且，军统的暗杀甚至造成沦陷区人民对国民政府更加反感，因为锄奸活动不但有滥杀无辜之嫌，还经常会招致日伪对平民报复。

比如1939年2月1日对伪侦缉分队长耿寿宝的制裁行动中，被流弹击中的路人竟有6人之多，有一老人当场中弹身亡。

像这种为杀一人，伤及多名无辜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还有在伤及无辜以后，真正的目标人物却安然无恙的情况。

关于日伪报复的情况，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都曾质疑这种得失：“检讨破坏工作之余，有一事必须附此一提，那就是：在沦陷区，每逢一次破坏工作执行后，紧接着总有或多或少的中国老百姓遭殃，不是被敌人严刑逼供受到伤害，就是被敌人焚烧报复弄得家破人亡，像这种情形，在得失之间，殊难加以衡量。”

其实，军统的锄奸是国民党当局在敌后战场表现的一大象征。这种片面破坏、暗杀的活动就像在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一样，强调军事暴力手段而忽略政治手段。

如今很多人把国共抗战简单当成“正面”与“敌后”的区别，往往忽视那么大片的沦陷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上百万国军是同中共一同开进敌后展开作战。

中共方面的道路是开辟根据地，发动沦陷区民众抗日，武装农民组织自卫武装，还将妇女团结起来组成妇女救国会。

经过组织的民众，不但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面对日伪军袭扰也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真正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一分子。也因此得以收复大片沦陷区国土。

而国民党方面的“敌后表现”，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三板斧。由于国军不发动群众，不会开辟根据地，甚至脱离群众，只搞片面抗战，将敌后战场完全视为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

在国军游击区，沦陷区民众缺乏有机参与，无法与国军形成配合，导致国军越打形势越差，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还出现了大批军队投降日伪。

当然，这也实在是他们“不能为也”，谁能指望买办反动政府去执行群众路线、搞人民战争呢？于是他们在沦陷区的活动只有暗杀与锄奸，这样的统治者搞抗战，能成功吗？没这个能力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