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创新：读《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这几天，微信的不少好友群，都在热议《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刊发的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的比较理性，有火气比较旺，还有朋友转发了马克思关于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述，等等。

一篇由《历史研究》发表的学术文章，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不关注也不可能。

坦率地说，一开始看到“新探”的标题，有些不解。“闭关锁国”的说法，一般特指从清朝“雍乾时代”到“鸦片战争”之间的这个时段，怎么把“明清”放在一起了？但将全文读下来之后，感觉这篇文章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新探”，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一、对“闭关锁国”概念的由来做了梳理，揭示了它的合理性和不准确性。

正如“新探”所说，“闭关锁国”作为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标识性概念，写入了各类教材和学术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广大民众中形成“共识”。文章挑战的，正是这样一个不仅在广大民众中，也在主流学术中形成的“共识”。

文章指出：“闭关锁国”概念的发生，是在翻译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着作时，将本来描述地理上“隔绝”“孤立”“不受外界影响”的状态，译为“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将地理意义上的封闭空间或隔绝状态，表述为人为的政策选择、主观的保守与封闭。而较早使用“闭关锁国”一词的，是1906年佚名文章《论中国人性质不宜对外之故》。随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鲁迅，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不但明确使用了“闭关锁国”，还普遍使用“闭关自守”“闭关时代”或“闭关主义”等词语，借以实现推动革命及社会发展的目的。1978年以后，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史学界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时，用“闭关锁国”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由此，“闭关锁国”一词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起来，成为概括明清时期外交政策和社会状况的主流认识，并作为概念固定下来。

这种梳理，大体符合“闭关锁国”这一概念出现并成为“定论”的客观事实，既指出了由翻译原因发生的阴差阳错，也肯定了采用这个概念的合理性：民国时期对于“闭关锁国”的采用，是出于对传统“封建社会”的批评；改革开放时代对于“闭关锁国”的采用，则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应该说，以往“闭关锁国”的说法，曾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明清时代的客观政策，并不准确，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多有异议，日本学术界更是基本否定了这一表述。

这种梳理也给人们新的启示，许多看上去的“定论”，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明太祖朱元璋“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令、“剥皮塞草”的土地庙，其实并非事实。明太祖确实有禁海令，但所谓“寸板不许下海”却是嘉靖倭乱以后的说法；明太祖确实严惩贪腐，但所谓“剥皮塞草”乃至将各地土地庙作为剥皮塞草场所的说法，却是明中期之后的以讹传讹。

二、揭示了康熙末年驱逐传教士的真相，所谓的“闭关锁国”，起因并非清廷对于中外贸易的扼制、也并不是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而是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

从明太祖洪武三年开始，出于海上安全和政权稳定的考虑，明清两代确实屡屡“禁海”，但正如许多明清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禁海，并非是完全的“闭关”而是“有限闭关”或者“有限开放”。真正带有“闭关”或“锁国”意义的，并非为着阻断中外贸易，而是出于关系“国本”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随着中国教徒的日益增加，罗马教廷横蛮地禁止其参与祭孔、祭祖，将祭孔、祭祖斥为“迷信”，这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冲突。康熙帝于1717年批准将天主堂改为“公庙”，将传教士驱逐出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雍正帝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将其迁往澳门，正由于此。

对于这个事实，国内民众乃至学者并不清楚。所以，人们只是指责康熙、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天主教，由开放走向封闭，却不知完全是由于罗马教廷的无知和高傲。能够在中国设立教堂、传播教义、发展教徒，应该说是明清两代“开放”的表现，但罗马教廷的做法，触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可能容忍的。

这一揭示，也给我们又一个启示，当受一种舆论推导的时候，是否需要冷静下来，分析它的来龙去脉、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

三、尝试以“自主限关”的概念取代“闭关锁国”，但是，并不否认并且强调“自主限关”的严重后果。

文章认为，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同时认为，“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不但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100余年间，海外贸易量更有大幅度提高，“一口通商”并没有成为西方商船进入中国的阻碍。

文章同时指出：“自主限关”也有明显先天缺陷，不仅具有浓重的守成性，而且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前者体现在明清统治者盲目自大，以为守住“天朝大国”的威势，就可以化解一切外来冲击；后者体现在明清统治者故步自封，力图单纯依靠某个政策调整来抵御所有外部威胁。事实上，自主限关只换来的，只是短暂的成效和一时的喘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清王朝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走向，当基于工业革命而日益强大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私欲不断膨胀时，当嘉庆、道光两朝政治腐败日趋严重时，“自主限关”就难以为继，无法支撑清廷的统治，中国进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这样的描述，应该说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并没有因为提出“自主限关”而否定明清统治者的盲目自大和故步自封，更指出了它的严重后果。

当然，“新探”在做出上述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有不足及可商榷之处。

比如，在描述“自主限关”政策下中外贸易的形势时，忽略了中国沿海民众和商人对于“禁海”的抗争，正是他们违法的“走私”和“出海”，突破了明清政权的“禁海”政策，造就了明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伟大成果。

再如，说“嘉庆、道光两朝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固然是事实，但是，从康熙中后期开始，清朝的政治腐败已经十分严重，所以才有雍正的铁腕打击；而嘉道时期的腐败，更是乾隆时期腐败的延续和发展。特别是，这种腐败，是由制度所决定。

再如，对于明清时代的“国际形势”，说明清时代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西方列强在 全世界加速了殖民扩张的进程”，这是事实。但是，说“面对汹涌东来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则不准确。明朝的禁海令首先针对的是浙江沿海袭击官军的“海盗”，然后是“倭患”，而不是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狂潮。即使后来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并一度和明军发生冲突、西班牙人占据了马尼拉并屠杀了两万多福建商人，明朝的海禁也不是针对他们，而是和他们通商、向他们购置火器，所以才有大量的白银从马尼拉和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直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政府也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狂潮，所以才有“鸦片战争”来临时的束手无措。

“自主限关”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作者的“新探”而未必就是定论。客观地看，用“限关自守”取代“闭关锁国”，似乎更符合明清两代对外政策和社会状态。

当然，提出这些不足及商榷，并不否定本文在理论探讨和实践论证方面的创新和贡献，而是希望能够使这一探索更为合理，并将其向前推进。

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网上的热议，这既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新探”所以引起如此的关注和热议，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的学术讨论，一个是当下的国际形势。两个层面一结合，足以成为热门话题。

“闭关锁国”虽然并不准确，却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所接受，成为“定论”，要突破这个“定论”，必然引起争议，这是学术层面的讨论。而当下的国际形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四十多年，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欧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遏制。在这一国际形势下，中国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回归收缩，是所有国人关心的问题。不少人担心，在这一国际形势下，我们是否能够扛得住，是否能够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走清朝的老路，积极主动地应对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收缩？所以，“新探”成了当下热点，有人狐疑并且直接提问，这篇文章是否在释放某种信号？以历史和现实的密切关系，这种狐疑和提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少数评论者并没有真正阅读文章，直接引申出“闭关锁国有利论”，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类超出学术的意见，完全可以不予回应。而且这种态度，已有不少网友予以指责和批评。

学界和社会对文章的关注，可以说是对作者（课题组）探索的鼓励，希望作者（课题组）在这方面有更新的成果和更加深入的探讨，为推进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