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到如今——香涛笔记体小说

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幺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方兴未艾，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资深行业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金融理财》杂志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一篇文章，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

第七篇 世纪拐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保险业

评说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虽然时间跨度达200年之久，但其实并不复杂，原因在于保险业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时代的变化往往推动保险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抓住时代这根线索，也就能很顺利地捋出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这个体会，再一次印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旧中国保险业的改造和新机构的组建谋划中。

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被认为是新旧社会的分水岭，是两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政党的更迭，也是百十年来中国保险业的一个大的拐点。保险业在建国前后发生的非常大的变化，是新中国就是对旧社会、旧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缩影，也标志着1805年中国出现最早的保险机构的144年后，这个行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崭新的阶段。

研读这个时期保险业天翻地覆的改变，大致是以两条线进行的。一个是共产党人另起炉灶式的成立新金融机构的方式，筹备成立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国家所属、国营运转的保险机构，一个是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项下的私营、合营以及外资保险公司的兼并、重组和驱逐。这是一种鲜明的“打扫屋子再请客”的彻底的脱钩式改造，伴随着摧枯拉朽式的战争，新中国重新布局经济、金融乃至保险。

在北京，清华大学西门所在地，临近着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景点。圆明园，这个清代皇帝苦心经营很多年、堪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付之一炬。紧邻圆明园遗址公园，有一处很不惹人注意的园林，此园林规模很大，是当初圆明园的一部分，名为万春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部，一度在此栖身。凡进入此间者无不为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精美的四合院和繁茂似锦的花草树木所惊叹。每到春天秋后，这里桃红柳绿、姹紫嫣红，装点着青砖碧瓦，分外好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专门辟出了一排很宽敞的平房，作为公司历史回顾的展厅。公司成立的图片和文物虽然有限，但从那充满历史感的黑白照片和办公家具、干部证照原件，足以令人感受到这个机构与共和国同生共长的光荣与骄傲。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成立。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会议认为设立全国性保险公司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个名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很多行业的国营机构，均以“中国人民+行业名字+机构”命名，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邮电、中国人民铁道、中国人民公安等等。1954年成立的建设银行，最初也是称呼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直到1996年才删去“人民”两个字。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虽然屡经改革改制，先后数次变更名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控股公司”等，但“人民”二字始终保留。2009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举行了成立60年庆典，健在的许多“老人保”被请上主席台，记得曾多年担任公司总经理的秦道夫老人说，“人民”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远不能忘记的责任。

1949年9月25日至l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例草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草案》，认为国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的国家金融机构，是国营企业的一部分。此后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全部完成。1949年l0月20日，距离开国大典仅十几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西交民巷108号宣告正式成立。根据中国人保宣传专家高星先生查证，就是在10月1日当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传签了中国人民银行呈报的申请批准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报告。

西交民巷是北京历史上着名的一条老街道，在上个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中，西交民巷见证了北京银行业的发展和变迁。清末民初，这里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现在还保留了大清户部银行、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中国农工银行，以及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旧址遗迹。

其中需要重点说说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相关的金城银行。金城银行由本系列前面介绍过的一位着名的金融家周作民先生，于1917年5月15日创办，总行最早设于天津，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开设分行。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开设于1922年，以辅助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为主，先后在市内及各地增设分支机构。

这家分行的行址就是西交民巷108号。整体建筑仿西方近代宅邸样式，主体两层，局部三层、二层，原有过街横同东面邻楼相通。主立面（北立面）及平面左右对称。北立面左右两端向前凸出，装饰铁花栏杆阳台，顶层高起三角山花；加之入口处在长而稍有曲折的铁花栏杆阳台下配置粗壮挺拔的西洋古典样式的门柱，从而使北立面显得丰富、有变化。建筑顶部为四坡顶组台，但结构尚未采用屋架，是在粱柱结构上搭建斜撑解决的。这种结构形式，在清末民初由中国工匠参与施工的西洋样式的建筑中时有所见。

金城银行北京分行所在地西交民巷108号，在27年后，诞生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任总经理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胡景云兼任，孙继武任副总经理，资本金为600亿元人民币（旧币）。195l年初实行了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承保财产、船舶、铁路车辆、轮船旅意外伤害、铁路旅客意外伤害、飞机旅客意外伤害等强制保险险种。到1952年底，全国国营业、合作社的财产全部投保，以上国家机关财产大部分参加保险。在农村，中国人民保险司开办了牲畜保险，试办了农物保险。1952年承保牲畜1400头，1950年至1952年共收取农业险保费4800亿元旧人民币，赔付1800多亿元旧人民币，对当时底子薄弱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这个机构的成立是与新中国布局谋划的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各个行业都是” “国家队”居主导、垄断地位。其次，这种国营公司在承担国家初创时期的许多重要使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高效、统一，执行力和协调性都很强，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必须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样的“国家队”才能迅速全面执行下去。第三是单一的垄断的保险市场，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是比较现实、有利的过渡，避免因为延续不当、规则不全，造成风险积聚甚至危机新生政权。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同时，对旧社会的各种性质的保险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处置。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营资本受帝国主义 和买办势力的双重压迫，发育十分缓慢，表现在资金少而且极其分散，承保额度很低，公司管理较为混乱。这类公司形同“保险掮客”，充当官僚资本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十之八九资金亏耗殆尽，所以解放后私营华商保险公司数量骤减，残存主要集中在廖廖可数的几个沿海口岸或大城市。有史料表明，天津解放前有私营华商保险公司40余家.解放后复业只有8家；武汉解放前有私营华商保险公司42家，解放后复业的只有7家；上海私营华商保险公司在1949年上半年还有118家，下半年解放后只有68家，实际复业的只有62家；重庆市登记申请的有27 家， 但复业的只有6 家。

解放之初，被接收的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绝大部分没有复业。

新中国成立后，依照限制、利用的政策， 对外商保险公司进行清理、整顿、管理。1950 年中国国内尚有61 家外商保险公司， 其中37 家在上海， 10 家在天津， 8 家在广州， 5 家在青岛， 1 家在重庆。由于中国国营保险机构迅速发展， 外商公司的利润日渐微薄， 业务来源越来越少， 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 1950 年降到9.8%， 1951 年又降到0.4% ， 1952 年再降到0.1%， 外商保险公司实际已被挤出中国保险市场。1952 年底在华外商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 退出中国保险市场。

人民政府还推动私营保险业公私合营。1951 年11 月上海的太平、安平等12 家私营公司， 天津的大昌、中安、中国平安3 家私营公司组成了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1952 年1 月， 由新丰、大安等13 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了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公私合营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指导下， 积极经营部分国内保险业务， 但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继续扩大分支机构，逐步占居绝大多数市场。1956 年8 月后， 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新丰保险公司合并， 新公司沿用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名称， 主要开展海外保险业务， 不再从事国内保险业务。这样， 中国国内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

到今天，可以更客观地回顾新中国对旧社会保险业的处理和处置、改造。在前面系列中，我们把保险业的发展表述为“黄金时代”，其实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全社会投资保险的热情很高，差不多有名的工商企业、银行财团、达官显贵都涉足保险，整个行业呈现国营公司、官僚资本、私营机构、外商保险并存并生的状态。这是一个浸染了旧中国各种风气的“江湖”，充溢着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欺骗坑害、唯利是图等等，买办习气盛行，掮客无孔不入，实事求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必须对这样的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改造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清理、整顿、重建了国内保险市场， 限制、利用了外商保险公司， 改造了私营保险公司， 建立了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垄断的国营保险组织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中国保险业都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变革。这种变革，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同时，也暴露出存在的问题。比如，垄断带个国家保险机构效率低下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多少年一直在努力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就会滋生很多官僚习气、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缺乏灵活。在公司经营方面，解放初期，这家国家保险机构，在费率厘定、险种设计、机构铺设、成本控制、人员队伍等方面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七八年之后，也成为停办国内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停办当然有国家层面的因素，但行业和机构自身不尊重客观规律，拍脑袋行为、盲目决策、有热情无理性，都对发挥保险的功能作用带来损害和影响，对保险行业的形象造成不良不好的影响。停办，也是自身没有办好。

1949年，中国保险业遇到了世纪拐点。这是百十年来发展的新篇章，也是新探索、新尝试。探索就有经验，尝试必有教训。保险业的发展，应该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不能失去理性和不尊重规律，否则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顺应时代发展是保险发展的良机，保持初心、尊重规律、警惕风险，是保险业永远不能忽视的。70年时光过去了，人们记住的不应当只是那个门牌号。